9月底,一条团队在台北见到了曾宝仪。一身利落黑色皮衣,曾宝仪一分不晚准时到了现场。
《明天之前》这部真人秀纪录片由腾讯新闻出品,共4集。纪录片最初叫做“Tough Jobs”,即“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”。
在策划阶段,曾宝仪首选了“安乐死”的话题:安乐死是否应该被合法化?人类到底有没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?“因为近几年家里有老人相继离开,我花了非常多时间去思考生死的问题。”
本来计划只做其中一集的主持人,结果2018年2月,离出发只剩两个月了,节目组问:“宝仪,你要不要把4集都做了?”
曾宝仪花了大半年时间,在四个议题中反复进出,大量浏览相关外文书籍、纪录片、报道。与团队来回地讨论,开会选题,“视频越洋电话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,英国开一个窗台,台北开一个窗,北京开一个窗,四五个窗同时对话,常常是一开就好几个小时。”
同时,这份工作也迫使她重新去面对说英语的恐惧,从不懂讲到懂,从只能问问题到还能和人辩论。“完全不同的领域,全英文的访问,强迫我自己去思考,直面这样一个世界。这是我人生当中可能只有一次的机会了,基本上我去年就是绕了地球三圈。”
2018年6月,我去探访了正在努力建造人工智能机器人伴侣的团队——位于加州的Abyss Creations和它的创始人Matt McMullen。起初他们称要制造最棒的成人玩偶。我去参观时,真的下巴都快掉下来。
可能我看过很多脸,但我没见过那么多胸部、那么多私处,所以当这些器官一字排开的时候,我会觉得人类实际上也是由零件拼凑在一起的集合体。
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程序的嵌入,这些娃娃可以跟人类有很多互动,会聊天,还有记忆,可以记得你喜欢什么、昨天你们聊了什么……Matt的终极目标是把硅胶娃娃做成像真人一样下半身可以走动、拥有温度的个体,把陪伴变得更真实。
Matt公司正在研发的第一款女机器人叫Harmony,目前已经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神秘人士预订了,我去到这位不愿露正脸的嘉宾家参观,他家里已经有5个Matt工厂出品的真人娃娃,“她们都是美丽的艺术品,很结实耐用。”他甚至让我去尝试触摸、感受这些娃娃的质地。
他是娃娃的使用人群中的一类人:曾经拥有一段婚姻,但终究是分崩离析,对于两性关系非常消沉,受够了寻寻觅觅、你来我往的捕猎过程,拥有这样的娃娃可以让他们省去很多心力。他也不会对娃娃有过多幻想,偶尔喝喝酒的时候就把娃娃放在房间的角落里,晚上睡觉就选一个娃娃把她扛进屋里。
我在不同国家探访了几位硅胶娃娃的使用者,任何一个人都是众生相。其中有受过伤的人,他们可能在真实的人际关系上受挫,对他们而言,娃娃和人类最大的不同就是清早起床不需要过多的担心旁边的那个“人”不见了,这给他们很大的安全感;还有人愿意把娃娃带进他们的真实生活,把她推进家附近的酒吧、介绍给朋友认识。
另一面,Kathleen Richardson,可能是全世界最大声疾呼反对机器人伴侣的人。她是剑桥大学人类学博士、欧洲机器人伦理协会的头儿。
几年前,Kathleen发起了“反机器人伴侣运动”,她说,“这些娃娃是为了商业目的被制造出来。人们一直说,和人建立感情是不必要的,如果这种观念成为一种常态,人类会陷入危机之中。”
Kathleen认为无论如何伴侣机器人都是一种色情产品,某一些程度上还是有一种把人当作财产、物化女性的意味。
可是我为何需要去质疑呢?这两种想法的碰撞才是最珍贵的。这样一个世界有70几亿人,如果70亿人都想同一件事,我们就合一了,很美,但这样也就缺少了多样性的美妙之处。
什么时候人与人之间已经失去连结了?什么叫连结?什么是陪伴?什么是性?什么又是爱?你如何证明爱的存在?你怎么能够去说他对娃娃的爱不是真的爱呢?而爱的存在,在现在这个社会又代表着什么?这一切都好难想明白。
所以在我看来《明天之前》最可贵的,就是让这些议题和不同想法放在一起,让观众去真正地思考。
2018年9月,我去到美国加州圣地亚哥,参加一个“长生不老大会”的活动,这里聚集着一群激进的生命延续主义者。
47岁的Liz Parrish,2015年秘密前往哥伦比亚,在一家私人诊所接受了两项基因治疗。一个是延长染色体末端随年纪越变越短的端粒,让基因更稳定,可以预防癌症;第二项治疗注射了肌肉生长抑制素,增加身体中的肌肉量,维护线粒体功能。
我无法证明她是不是真的做过这些治疗,以及这些治疗的疗效,但在我跟她的对谈中,她看起来确实比实际年龄更年轻。
ALCOR中心有一大片照片墙,展示目前被冷冻的138人的照片。(中国重庆女作家杜虹是首位在ALCOR被冷冻的中国人。根据ALCOR科学家的乐观估计,50年后的科学技术或许可以让杜虹解冻头部、再造身体。)
我很冒险地提了一个议题,后来曾后悔不已,但最后又觉得很值得——我说我们该去墨西哥。
出发前我甚至在家里默默写好了遗书,我说请他们谅解,我必须要走这么一趟,因为如果不去,我这辈子可能都会很后悔。
Tim Foley是一位守护在美墨边境的民兵,他把这些偷渡客称作”蟑螂”。你跟他说起难民、墨西哥高墙等议题,他义愤填膺;而其他时间,他就像一个国家公园的管理员,开着一台很破的吉普车,边开边跟我讲:这个是一种特殊的仙人掌,那边会有狐狸出没?他给我看他在边境墙上设的隐藏摄影机拍过多少人。
非法移民、毒枭之外,你会看到他的电脑旁还有一个档案夹,里面全部都是夕阳。他说亚利桑那州有全世界最美的夕阳。
所以拍这一集的时候,我心里是百感交集的。在去之前,我对Tim 有很多负面的想法,但事实上他也是人,别人的父亲、别人的丈夫,曾经是别人的孩子,因为生活,他走上了这条路。
David是澳大利亚最年长的还在工作的科学家,没有绝症,子女成群,并不孤单,为什么选择走上这样一条路?全世界都在关注着。
其实在去瑞士之前,我们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拍到素材。前一晚决定,第二天晚上的飞机就到了瑞士,打听到David下榻的酒店,我们定了同一家。
慢慢地媒体开始多了起来,花园里变得嘈杂,万万没有想到我旁边一个国际新闻社的记者拍下了我和David的一张合影,第二天早上我赫然发现我们的合照成了各国媒体当天的头条。
当天,我们还争取到了跟David的儿子短暂的采访,采访进行到一半他情绪崩溃离席,我也哽咽到无法继续。
那天让我回想起我爷爷过世的时候,那时我在火葬场拿着他的照片、我堂弟拿着骨灰,我们前面也是无尽的闪光灯,而我作为当事人当下想法是“你们真的知道我发生了什么吗?”
而在瑞士那天,我自己成了站在对面的人群,对于到底要不要做采访我有很多矛盾。为了纪录片,我知道我不得不去做,但换个角度想,那天是他们一家人仅剩的相处时间了,我到底要占用他们多少时间呢?我要一直追着他们后面跑吗?我做的真的是对的吗?
David 是在医生Philip Nitschke的帮助下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Philip Nitschke是世界上第一名自主、合法实施安乐死的医生,澳大利亚人。1995年到1997年的两年时间,澳大利亚曾很短暂地通过了安乐死法案,后被推翻,在此期间他成功帮4个人执行安乐死。
后来,因为信念没办法实现,还招来很多质疑,Philip在2005年烧掉了自己的医生执照,离开澳大利亚,前往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。
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市郊,我们访问了Philip的工作室。推门映入眼帘的是各种发明设备,他给我展示他写的,和教你如何安然离世的网上论坛。
主要项目是Sarco——一个金属做的“太空舱”,人爬进去,戴上眼镜,看到你想要的景象,可以是沙漠、海洋、潺潺流水,然后按下按钮,气体进入舱内,优雅地迎接死亡。
Philip坚定不移地觉得自身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。他觉得他提供给无助的人最后一点点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,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权利。
而Baroness Jane Campbell是英国反安乐死的一个标志性人物。作为英国残疾人权利的领袖之一,她曾公开做演讲反对英国通过安乐死法案。采访完她后,你也会问自己一个问题:我到底有什么资格去夺走一个人生存的意志?
为什么我们总把死亡看成是隐晦的、痛苦的、被夺取的?为什么咱们不可以优雅地死去?
就离世人的亲人朋友来讲,它是魔鬼,夺走了他们的挚爱;而就深处极端痛苦的当事人来讲,它可能是一种救赎。而你的痛苦可以跟我的等量吗?
出发前可能有,但是很多议题当你越深入,你就越发现你的立场一点都不坚固,而且有时候坚守立场是愚蠢又无知的一件事,我怎么能够确定我的立场是对的?所以我常常会提醒自己一句话:我是来理解这样一个世界,而不是来评断这样一个世界的。
这一段拍摄经历,它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,是我线月的历程,我真实地在世界的不同角落跟这些人一期一会了,在当下我们都真诚地对待彼此,这对我来说就是无可取代的人生旅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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