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月底，一条团队在台北见到了曾宝仪。一身利落黑色皮衣，曾宝仪一分不晚准时到了现场。

  《明天之前》这部真人秀纪录片由腾讯新闻出品，共4集。纪录片最初叫做“Tough Jobs”，即“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”。

  在策划阶段，曾宝仪首选了“安乐死”的话题：安乐死是否应该被合法化？人类到底有没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？“因为近几年家里有老人相继离开，我花了非常多时间去思考生死的问题。”

  本来计划只做其中一集的主持人，结果2018年2月，离出发只剩两个月了，节目组问：“宝仪，你要不要把4集都做了？”

  曾宝仪花了大半年时间，在四个议题中反复进出，大量浏览相关外文书籍、纪录片、报道。与团队来回地讨论，开会选题，“视频越洋电话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，英国开一个窗台，台北开一个窗，北京开一个窗，四五个窗同时对话，常常是一开就好几个小时。”

  同时，这份工作也迫使她重新去面对说英语的恐惧，从不懂讲到懂，从只能问问题到还能和人辩论。“完全不同的领域，全英文的访问，强迫我自己去思考，直面这样一个世界。这是我人生当中可能只有一次的机会了，基本上我去年就是绕了地球三圈。”

  2018年6月，我去探访了正在努力建造人工智能机器人伴侣的团队——位于加州的Abyss Creations和它的创始人Matt McMullen。起初他们称要制造最棒的成人玩偶。我去参观时，真的下巴都快掉下来。

  可能我看过很多脸，但我没见过那么多胸部、那么多私处，所以当这些器官一字排开的时候，我会觉得人类实际上也是由零件拼凑在一起的集合体。

  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程序的嵌入，这些娃娃可以跟人类有很多互动，会聊天，还有记忆，可以记得你喜欢什么、昨天你们聊了什么……Matt的终极目标是把硅胶娃娃做成像真人一样下半身可以走动、拥有温度的个体，把陪伴变得更真实。

  Matt公司正在研发的第一款女机器人叫Harmony，目前已经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神秘人士预订了，我去到这位不愿露正脸的嘉宾家参观，他家里已经有5个Matt工厂出品的真人娃娃，“她们都是美丽的艺术品，很结实耐用。”他甚至让我去尝试触摸、感受这些娃娃的质地。

  他是娃娃的使用人群中的一类人：曾经拥有一段婚姻，但终究是分崩离析，对于两性关系非常消沉，受够了寻寻觅觅、你来我往的捕猎过程，拥有这样的娃娃可以让他们省去很多心力。他也不会对娃娃有过多幻想，偶尔喝喝酒的时候就把娃娃放在房间的角落里，晚上睡觉就选一个娃娃把她扛进屋里。

  我在不同国家探访了几位硅胶娃娃的使用者，任何一个人都是众生相。其中有受过伤的人，他们可能在真实的人际关系上受挫，对他们而言，娃娃和人类最大的不同就是清早起床不需要过多的担心旁边的那个“人”不见了，这给他们很大的安全感；还有人愿意把娃娃带进他们的真实生活，把她推进家附近的酒吧、介绍给朋友认识。

  另一面，Kathleen Richardson，可能是全世界最大声疾呼反对机器人伴侣的人。她是剑桥大学人类学博士、欧洲机器人伦理协会的头儿。

  几年前，Kathleen发起了“反机器人伴侣运动”，她说，“这些娃娃是为了商业目的被制造出来。人们一直说，和人建立感情是不必要的，如果这种观念成为一种常态，人类会陷入危机之中。”

  Kathleen认为无论如何伴侣机器人都是一种色情产品，某一些程度上还是有一种把人当作财产、物化女性的意味。

  可是我为何需要去质疑呢？这两种想法的碰撞才是最珍贵的。这样一个世界有70几亿人，如果70亿人都想同一件事，我们就合一了，很美，但这样也就缺少了多样性的美妙之处。

  什么时候人与人之间已经失去连结了？什么叫连结？什么是陪伴？什么是性？什么又是爱？你如何证明爱的存在？你怎么能够去说他对娃娃的爱不是真的爱呢？而爱的存在，在现在这个社会又代表着什么？这一切都好难想明白。

  所以在我看来《明天之前》最可贵的，就是让这些议题和不同想法放在一起，让观众去真正地思考。

  2018年9月，我去到美国加州圣地亚哥，参加一个“长生不老大会”的活动，这里聚集着一群激进的生命延续主义者。

  47岁的Liz Parrish，2015年秘密前往哥伦比亚，在一家私人诊所接受了两项基因治疗。一个是延长染色体末端随年纪越变越短的端粒，让基因更稳定，可以预防癌症；第二项治疗注射了肌肉生长抑制素，增加身体中的肌肉量，维护线粒体功能。

  我无法证明她是不是真的做过这些治疗，以及这些治疗的疗效，但在我跟她的对谈中，她看起来确实比实际年龄更年轻。

  ALCOR中心有一大片照片墙，展示目前被冷冻的138人的照片。（中国重庆女作家杜虹是首位在ALCOR被冷冻的中国人。根据ALCOR科学家的乐观估计，50年后的科学技术或许可以让杜虹解冻头部、再造身体。）

  我很冒险地提了一个议题，后来曾后悔不已，但最后又觉得很值得——我说我们该去墨西哥。

  出发前我甚至在家里默默写好了遗书，我说请他们谅解，我必须要走这么一趟，因为如果不去，我这辈子可能都会很后悔。

  Tim Foley是一位守护在美墨边境的民兵，他把这些偷渡客称作”蟑螂”。你跟他说起难民、墨西哥高墙等议题，他义愤填膺；而其他时间，他就像一个国家公园的管理员，开着一台很破的吉普车，边开边跟我讲：这个是一种特殊的仙人掌，那边会有狐狸出没？他给我看他在边境墙上设的隐藏摄影机拍过多少人。

  非法移民、毒枭之外，你会看到他的电脑旁还有一个档案夹，里面全部都是夕阳。他说亚利桑那州有全世界最美的夕阳。

  所以拍这一集的时候，我心里是百感交集的。在去之前，我对Tim 有很多负面的想法，但事实上他也是人，别人的父亲、别人的丈夫，曾经是别人的孩子，因为生活，他走上了这条路。

  David是澳大利亚最年长的还在工作的科学家，没有绝症，子女成群，并不孤单，为什么选择走上这样一条路？全世界都在关注着。

  其实在去瑞士之前，我们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拍到素材。前一晚决定，第二天晚上的飞机就到了瑞士，打听到David下榻的酒店，我们定了同一家。

  慢慢地媒体开始多了起来，花园里变得嘈杂，万万没有想到我旁边一个国际新闻社的记者拍下了我和David的一张合影，第二天早上我赫然发现我们的合照成了各国媒体当天的头条。

  当天，我们还争取到了跟David的儿子短暂的采访，采访进行到一半他情绪崩溃离席，我也哽咽到无法继续。

  那天让我回想起我爷爷过世的时候，那时我在火葬场拿着他的照片、我堂弟拿着骨灰，我们前面也是无尽的闪光灯，而我作为当事人当下想法是“你们真的知道我发生了什么吗？”

  而在瑞士那天，我自己成了站在对面的人群，对于到底要不要做采访我有很多矛盾。为了纪录片，我知道我不得不去做，但换个角度想，那天是他们一家人仅剩的相处时间了，我到底要占用他们多少时间呢？我要一直追着他们后面跑吗？我做的真的是对的吗？

  David 是在医生Philip Nitschke的帮助下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  Philip Nitschke是世界上第一名自主、合法实施安乐死的医生，澳大利亚人。1995年到1997年的两年时间，澳大利亚曾很短暂地通过了安乐死法案，后被推翻，在此期间他成功帮4个人执行安乐死。

  后来，因为信念没办法实现，还招来很多质疑，Philip在2005年烧掉了自己的医生执照，离开澳大利亚，前往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。

  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市郊，我们访问了Philip的工作室。推门映入眼帘的是各种发明设备，他给我展示他写的，和教你如何安然离世的网上论坛。

  主要项目是Sarco——一个金属做的“太空舱”，人爬进去，戴上眼镜，看到你想要的景象，可以是沙漠、海洋、潺潺流水，然后按下按钮，气体进入舱内，优雅地迎接死亡。

  Philip坚定不移地觉得自身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。他觉得他提供给无助的人最后一点点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，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权利。

  而Baroness Jane Campbell是英国反安乐死的一个标志性人物。作为英国残疾人权利的领袖之一，她曾公开做演讲反对英国通过安乐死法案。采访完她后，你也会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到底有什么资格去夺走一个人生存的意志？

  为什么我们总把死亡看成是隐晦的、痛苦的、被夺取的？为什么咱们不可以优雅地死去？

  就离世人的亲人朋友来讲，它是魔鬼，夺走了他们的挚爱；而就深处极端痛苦的当事人来讲，它可能是一种救赎。而你的痛苦可以跟我的等量吗？

  出发前可能有，但是很多议题当你越深入，你就越发现你的立场一点都不坚固，而且有时候坚守立场是愚蠢又无知的一件事，我怎么能够确定我的立场是对的？所以我常常会提醒自己一句话：我是来理解这样一个世界，而不是来评断这样一个世界的。

  这一段拍摄经历，它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，是我线月的历程，我真实地在世界的不同角落跟这些人一期一会了，在当下我们都真诚地对待彼此，这对我来说就是无可取代的人生旅程。